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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之殇,不仅仅是因为医疗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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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4 11:13: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前几天有医务读者微信我,说民航总医院出了那么大的事,怎么不见你写篇文章,网上还有那么多替凶手说话的,我们医生的心都快寒透了。

    我当时回答他:我得先把事情搞清楚,这些年,所有热点事件一开始的信息都是泥沙俱下,而且常常有人因各种目的带节奏,这其间反映出的问题严重性,往往超出热点事件本身。

    果然,一开始就爆料说95岁老妪的退休金高达每月5.9万元,所以一家子子女都指着啃老。这“信息”一出,果然一片哗然。

    当时我就觉得这是瞎话。帝都这个城市很有自己的特点,朝阳区高楼大厦,灯火辉煌,夜晚的朝阳应数帝都最亮。但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朝阳早先的底子很薄,“最接近白纸的纸张才容易画出美丽的图画”。

    民航医院所在的朝阳区的东部地区,原先纺织厂林立,然后就是农田。整个朝阳区的医疗资源根本无法与东西城、海淀相比,印象中,民航医院以前是二甲,这种医院,放在东西城、海淀地区,断不是本地人的首选,它的名气,可能还比不上二龙路医院。

    所以,月退休金5.9万的老人,不可能去民航医院就诊,高贵的老头儿老太,本身就鲜有住在朝阳。而且,这种高级老人,就算他们的子女有个把不才,也早就安排好了体面的工作,何至于啃老。

    之所以有人往这上边带,我猜大约是想引起“仇富”的共鸣。其实,一个普遍仇富的社会,很难成为富裕的社会。这就像嫉妒美女的女人,把美女都杀光了,也不可能使自己变得美丽,只能让社会的整体颜值更加低下。

    但仇富也不是没有原因,这嘎达的富人,不论致富手段有没有原罪,往往却有一个通病为富不仁,而且“恃财傲物”,无底线挤兑穷人。这毛病不是今天才有,也是有悠久传统、历史传承的。

    所以在历史上,“杀富济贫”一直就是个褒义词,个体的杀富济贫,被颂为侠客,群体的杀富济贫,被喻为起义。

    我在看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战马》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桥段,当时令我浑身一颤:地主嘲笑佃户的儿子不会犁田,佃户的妻子说你再废话我用毛衣针扎瞎你的眼(大意),地主吓得赶紧逃开。

    这种桥段在这嘎达不可想象,便是今天,也没人敢跟自己的领导或老板如此捍卫自己的尊严。当这嘎达的富人们无上限地飞扬跋扈的时候,穷人怨怒的积聚,攒多了,就成了仇恨。

    当时看着《战马》,我顿悟了英国为什么不发生革命,有革命,也是“工业革命”,还有比“工业革命”更加伟大的“光荣革命”。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进程中关键节点的所有偶然,细想,往往却是应然。

    从历史的角度看,穷人与富人,未必一荣俱荣,但大变之际,却往往一损俱损,所以社会性仇富,绝对不是好事,其危害,远远不是个体的“凶犯杀医”所能比拟。这,比杀医事件本身更恐怖。

    真相出来了,95老妪就是个农转非,杀人的小儿子,55岁,离婚,无业,租房,不排除啃老。

    典型的社会底层,这种人,往往文化水平不高,认知能力低下,若不是老母急诊,很可能在广场合唱团高歌着“催人奋进的歌曲”。

    他们“不接受疾病,不接受死亡”。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他们常常也是绿豆汤或神仙酒的忠实信徒。

    长久残喘于社会底层,必定自卑,而极度的自卑,又往往会伴生变态的自负,同时,囿于低下的文化水平和社会认知力,他们惯用紧张、敌视的眼光逡巡外部的世界。

    所以,凶手在医院一直标榜“自己懂医”,但拒绝一切检查,事实上是抗拒普世的医疗规则,长久的留观之后,营养液不足以让其母“能说会走”,神经质的敌视思维很自然产生“医生亡我母之心不死”的受迫害病态幻觉。

    当下,这种病态幻觉的神经质病人如蒿如蓬,甚至高调盘踞着道德高地。怂的,在网上杀天屠地,虽远必诛;二的,就真的动刀动枪,从身边诛起。

    这才是更可怕的危机,比医院惨案本身更令人恐惧。不出意外的话,“小儿子”这厮必死无疑,但塬上的混沌野草,却仍在疯狂滋长。医治这类重度神经质的患者,比抢救95岁的老妪还难,不但没有医保报销,有良知的医生们还一直被诛杀着,医疗环境更加惨烈。

    孙大炮放弃了狭义的医学,鲁迅也放弃了狭义的医学,郁达夫也放弃了狭义的医学,这些,现在看仍是一种睿智和担当。民航医院的杨文医生,其悲哀在于,有时候干着兽医的工作,却没有兽医的权利屏障和保护手段。这大约也是所有医务工作者此次内心共振的频点,所以,他们在集体愤怒着。

    “小儿子”在行凶之前,不可能不知道行凶的后果,但是社会的底层,普遍苟活在焦虑和恐惧之中。生而无欢,很容易死而无惧,一旦固化了“谁谁亡我之心不死”的幻觉,什么孽都能造的出来。

    固然,对待穷人的态度,考验着一个社会的良知。穷人普遍生而无欢的时候,这个社会肯定有责任。

    但是,穷人并不具有天然的正义,所谓的弱势群体往往正是很多不公平的群众基础和忠实拥趸,这即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谭嗣同被杀的时候,吃他肉的,正是最底层的愚民。

    曾经有人提问:贪官、刁民、奸商、伪知识分子,谁对社会的危害最大?

    有一种观点是-刁民。刁民是愚民的子集,而且大部分愚民都刁,社会进步的最大阻碍,往往正是这个群体。贪官和伪知识分子,道德败坏但并不反智,基于此,他们对社会进步的阻碍,反倒没有愚民强烈。

    正如北洋的那批高级军官们,无人不贪,但是他们却是共和的缔造者,彼时,呼天抢地如丧考妣的辫子癖却大多是来自底层的愚民。

    这种观点,很容易遭人诟病甚至是辱骂,因为,愚民们也都说不得,他们也永远是伟大和正确的化身。在“我穷我有理”的指导思想下,他们理直气壮地破坏规则、践踏文明,扒铁路、拔电杆曾经都代表过正义。

    一方面,在物质上扶贫,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制贫,不仅矛盾,最终也会南辕北辙,终其理,精神始终属于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这个矛盾不解决,纵使这个“小儿子”被枪毙,却可能有更多的“小儿子”冒出来,这才是危机的症结所在。

    网上的评论中,明理暗里表达对医院和医生不满的情绪,并不比讨伐“小儿子”的声音小,这真的很可怕。

    所以,凶案发生后,95老妪被转到朝阳医院,关于医疗资源和医疗费用,又成了焦点。

    客观地讲,现在有关部门怎么作为都讨不到好。转院会诊,遭正常认知群体的诟病;倘若放任不管,那老妪纵使是自然死亡,也逃不脱“医院恶意报复”的怀疑,毕竟,愚昧人群认知偏颇,却数量庞大,没事的时候还怀疑“谁谁亡我之心不死”,何况出了杀医惨案。

    愚昧、恶毒的灵魂,永远不会懂什么是职业道德,更枉论能够理解“医者仁心”。佛说,心里有什么,看到的就是什么。

    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换做我是有关部门的领导,我也会把老妪送进高级医院的ICU。宁可得罪明白人,不能刺激糊涂蛋。

    医疗产业化之后,相关医疗制度存在着严重缺陷,要不然,所谓的“医患矛盾”就不会愈演愈烈。据丁香园统计,自2001年以来,至少50位医务工作者因暴力伤医事件而失去生命,医疗制度的不合理条款绝对是矛盾的催化剂。事实上,医疗产业化本身,就值得商榷,医生常常成了背锅侠。

    令人无比郁闷的是,很多人性化的制度进步,都要以血腥的非人性化极端事件为前置条件:收容遣送条例的废除,是用大学生孙志刚的生命来点炮;正当防卫的合理解释和实践,是以花臂男刘海龙的死亡为注解……

    这一次的杀医案件,不但手段残忍,而且发生在京畿重地,成为近十年来、近300例伤医事件的巅峰。假如因为此案,客观上能催生出诸多方面人性化、合理化、负责任的改变,则是此案唯一能解读出的积极因素。

    倘如此,则全体同胞得济,更应当永远纪念杨文医生。届时,每年在为杨文医生敬献鲜花的时候,也可以考虑给凶犯“小儿子”点上一支烟。(花间抱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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