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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关于保障法草案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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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6 19:16: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剑舞 于 2020-7-16 19:21 编辑



关于保障法草案的意见建议

啄木鸟2020年7月16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沈春耀主任:

    我们是建国后到2000年底前按照国家指令性计划分配到国有企业工作的军转干部(以下简称在企军转干部)。根据国防法、军官法、兵役法和军衔条例(以下简称涉军三法一条例),以及国务院、中央军委依照法律授权发布的一系列有关军转干部的政策规定,履行国防义务的在企军转干部依法享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人身权、财产权、由国家妥善安置权和尊重优待权,在企退役军官和国家之间存在法律互为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法保障在企军转干部上述法定权利,是国家的法律义务和主体责任。

    但遗憾的是,有关部门下发中办发电(2001)31号等文件,非法剥夺在企军转干部的合法权益,引发了在企退役军官长达27年的依法维权。保障法草案无视涉军三法一条例和国务院、中央军委依照法律授权发布的一系列有关军转干部的政策规定,无视近百万在企军转干部的强烈呼声,对保障在企军转干部合法权益只字未提,却在在企军转干部头上高悬维稳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与习主席关于维护军人合法权益,使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等强国强军崇军一系列指示背道而驰。 为此,特就在企退役军转干部有关问题反映如下:

    一、关于在企军转干部的法定权利

    1、在企军转干部与国家之间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1)《兵役法》第六条规定:“现役军人和预备役人员,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履行公民的义务,同时享有公民的权利;由于服兵役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除本法的规定外,另由军事条令规定。”
    (2)《军官法》第三条:“军官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在社会生活中享有与其职责相应的地位和荣誉。”
    (3)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原民政部副部长、法学博士罗平飞在其《试论我国军人退役安置制度的性质及其特征》一文中指出:“军人退役安置制度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和政策规定,如《兵役法》、《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等。这些规定从法律上确立了政府、社会和退役军人之间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关系,必须依法执行。”(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2期)
    (4)2018年03月19日,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国际军事分会会长罗援少将在《环球日报》发表“让军人有尊严地站着才能让国家有尊严的强盛,把关爱老兵的好事办好”文章中说:“军人与国家是签订了生死契约的,是一种生死血盟。在国家危难之际军人只有一种选择,必须挺身而出,甚至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2、在企军转干部的身份权
    (1)《军官法》第三条规定:“军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组成部分。”
    (2)《军官军衔条例》第三条规定:“军官军衔是区分军官等级、表明军官身份的称号、标志和国家给予军官的荣誉”。第六条规定:“现役军官退役的,其军衔予以保留,在其军衔前冠以‘退役’”。这说明,保留军衔的退役军官仍拥有军官身份,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3)《军官军衔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军官犯罪,被依法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或者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由法院判决剥夺其军衔。退役军官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剥夺其军衔”。这说明:只有“军官犯罪,被依法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或者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才能剥夺其军衔和法定身份。
    (4)《国转办字(1983)2号》规定:“自1975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129号文件以来,凡军队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其工资级别一律按国家机关行政级别待遇。”
    (5)《中发 [1998]第7号》规定:“军队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6)《中发[2001]3号》和《中发〔2007〕8号》重申:“军队转业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这与上述法律关于退役军官身份权的规定一致。
    3、在企军转干部的财产权
    (1)《国防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接收转业军人的单位,应当按国家的有关规定,在生活待遇、教育、住房等方面给予优待。”
    (2)《军官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军官退出现役后的安置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3)《国发(1982)24号》和《中发[1998]7号》等14个顶级文件反复重申:“师、团职转业干部未安排相应职务的,分别享受当地市(地)、县级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
    (4)《中厅发[1983]26号》规定:“复转干部均为国家干部,应统一由人事部门管理,他们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应同当地干部一视同仁,符合离休、退休条件的,按国家干部的有关规定办理。”
    (5)《中发 [1998]第7号》规定:“军队转业干部退休时, 所任职务等级低于转业时原军队职务等级的, 按照与其原军队职务等级相对应的地方干部职务等级办理退休手续, 享受相应待遇。”“接收单位向职工分配或出售住房时, 对军队转业干部应优先安排。凡现任职务低于原在部队职务的, 应参照原在部队时的职务享受所在单位相应职级干部的住房标准和优惠政策。”“军队转业干部享受与其原军队职务等级相对应的地方同职级干部的医疗待遇。”“对分配到企业的军队转业干部,要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4、在企退役军官“由国家妥善安置”权
    (1)《国防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国家妥善安置退出现役的军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安置转业军人,根据其在军队的职务等级、贡献和专长安排工作。”
    (2)《兵役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军官退出现役后,由国家妥善安置”。
    (3)《军官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军官退出现役后,采取转业由政府安排工作和职务┅”
    (4)江泽民:“军转安置办法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进行改革,但不管怎么改,对军队转业干部还是要“包”下来。”
    (5)胡锦涛:“要从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上保证军队转业干部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应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荣誉,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军官退出现役后,由国家保证其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住房、医疗保障┅┅三代领导集体对军队转业干部的政策没有变”。
    (6)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法学博士罗平飞指出:“军人退役安置制度的实施主体是国家,其目的在于避免军人退役后因就业、养老、看病就医等困难而出现生存危机,其经费以及其他保障的资源均来源于各级政府……军人退役安置制度的保障不是失业保障,而是对军人退役后的从业保障和养老保障……无论是就业安置、给地屯田,还是货币补偿、政策优惠,都是国家采取的、由政府"埋单"的经济保障措施。”
    5、国家和社会的尊重、优待权
    (1)《兵役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现役军人,革命残废军人,退出现役的军人┅┅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受到国家和人民群众的优待。”
    (2)《国防法》第六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接收转业军人的单位,应当按国家的有关规定,在生活待遇、教育、住房等方面给予优待。”
    (3)《军官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军官退出现役后的安置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4)《中发[2001]3号》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军队转业干部为国防事业、军队建设作出了牺牲和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尊重、优待。”
    (5)江泽民:“军队转业干部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优待。”
    (6)胡锦涛:“具体怎么‘包’,就是要从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上保证军队转业干部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应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荣誉,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就是军官退出现役后,由国家保证其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住房、医疗保障。”

    二、关于《中办发电(2001)31号》等

    1、2001年8月2日,中办和国办联合下发的“关于切实做好部分在企业工作的军队转业干部上访人员工作通知”——《中办发电(2001)31号》,以改革为借口,剥夺在企退役军官法定身份权、财产权等法定权利,称“在企业工作的军队转业干部的工资、医疗、退休及其他生活待遇,应和企业其他职工一样”,违反了有关法律政策规定。
    (1)它违反了《军官法》第五十一条关于“军官退出现役后的安置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的规定。
    (2)它违反了《宪法》第五条关于“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和第九十条“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的规定。
    (3)它违反了《立法法》第八十条“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第八十七条不得“超越权限”、不得“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和第八十四条法“不溯及既往”的规定。
    (4)它违反了《国防法》、《军官法》、《兵役法》、《军衔条例》和国务院、中央军委依法发布的有关退役军官(军转干部)的人身权、财产权、由国家妥善安置权等法定权利的规定。
    (5)它违反了《党章》第十五条“有关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各部门、各地方的党组织可以向中央提出建议,但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的规定。
    (6)它违反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关于制定党内法规应当“遵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规定”,不得 “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不得“同上位党内法规相抵触”,不得“与其他同位党内法规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相冲突”的规定。(它违反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中共中央1990年7月31日印发) 第六条制定党内法规应遵循“遵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不得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原则)。
    (7)它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的要求格格不入。
    (8)它与十九大报告关于“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和“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要求背道而驰。
    (9)它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即《中发[2007]5号》关于“坚持依法按政策解决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保持政策的严肃性、连续性、稳定性,注意政策之间的关联性。”“对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明确规定的,要依法按政策抓紧解决。”“要以是否依法按政策处理到位作为衡量信访事项办理质量的主要标准,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等要求背道而驰。
    (10)《国发〔2005〕23号》重申:“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及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政策规定相抵触的部门或行业文件,一律不得执行。”
    2《国发(2010)33号》第8条规定:“......对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与上位法相抵触,不一致,或者相应不协调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及时修改和废止。”《中办发电(2001)31号》等不符合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符合十八大、十九大要求,不符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要求,应依法废止。
    3《中办发(2001)31号》称,“企业已经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了改制,不再套用党政机关的行政级别,企业经营管理者不再实行党政机关干部的管理办法;不再比照党政机关干部的行政级别确定待遇”,这表明企业已经彻底丧失了“妥善安置”退役军官的条件。作为“妥善安置”的责任主体,各级政府应该认真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或者不打折扣的执行老办法,积极调整在企退役军官到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工作,收入低于机关的由国家财政补差;或者将符合条件的参照中发(2001)3号自主择业新办法安置等。非不能为实不作为。但现实是,有关部门未履行“妥善安置”的法定义务,把在企退役军官推给企业和社会,让其在市场经济中自生自灭。
    4、关于国企改革和国家干部人事分类管理改革
    (1)有关部门以“三个不再”,即“企业一律不再套用党政机关的行政级别,企业经营管理者不再比照国家公务员管理办法管理,其工资待遇也不再比照国家公务员的行政级别确定”为借口,推卸发法律义务、剥夺在企退役军官合法权益不成立。指导国企改革有2个纲领性文件:一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二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企业录用退出现役的军人……法律和国务院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规范》第二十七条规定,“严格执行《劳动法》”。而《劳动法》第十四条规定,“退出现役的军人的就业,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这说明,国企改革必须在有关法律法规框架内进行,而不是超越其上。而有关部门所谓“三个不再”,就是出于上述《规范》中。因此,只要有关法律政策还在,只要人民政权还在,只要党和政府诚信还在,在企退役军官的合法权益就不应被无端剥夺。
    (2)国企改革的核心是“政企分开”、“分灶吃饭”,调整的是政府与企业的权利义务关系。原由政府行使的应当下放企业的权利下放企业,如企业经营权;原由企业承担的应当回归政府的职责回归政府,如企办学校移交政府管理。而有关退役军官法律政策界定的是政府与退役军官的权利义务关系,两者属于不同范畴,不应混为一谈。企业不能再替政府为退役军官“埋单”,就应由国家这个责任主体来“埋单”,怎可借口国企改革而推卸国家的法律义务、将在企退役军官推给企业?
    (3)根据《中办发[2000]15号》和《中办发[2009]43号》,所谓“干部人事制度分类管改革”就是对机关、事业和国企实行分类管理制度的改革。在企退役军官虽身在企业,但其法定身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视其为机关人员而不是企业人员。
    (4)虽然军队干部安置管理办法也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但这项改革工作应该由法律授权的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来做,而不应由没有法律授权的部门越俎代庖。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法》有关问题解答(总政干部部供稿)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对军官的社会地位在法律上作出明确规定,对于更好地维护军官的地位和权益,激发广大军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显得十分必要……《现役军官法》根据军队的特殊性,规定‘军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组成部分’、‘军官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在社会生活中享有与其职责相应的地位和荣誉’、‘国家依法保障军官的合法权益’。这样规定,明确了军官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身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军队干部的一贯政策……便于在社会生活中受到优待和尊重;使军官的权益有了更明确的法律保障,为确定军官的待遇、退役安置等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见《解放军报》2001年01月18日第2版)不难看出,正是考虑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各种利益关系调整等,有关法律政策再次重申了军官的法定身份待遇。因此,有关部门以国企改革和干部人事分类管理改革为借口剥夺在企退役军官人身权、财产权和人格权的理由不成立。
      6、《中办发电(2001)31号》推卸法律义务,剥夺在企退役军官合法权益,违反社会公平原则。
    (1)习主席说:“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参见《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
    (2)企业办学校、幼儿园老师可依《教师法》享受公务员待遇,企业退休高工可依“国家干部”身份享受事业人员退休待遇,而在企退役军官却不能依据“三大军法一条例”享受法定身份待遇。
    (3)军队办家属工厂里的退役军官家属退休可以享受事业人员退休待遇,而退役军官却只能享受企业职工退休待遇,致使退休金倒挂。
    (5)原政府部门改制为国有控股公司人员可以分段计算养老金,而在企退役军官却不能,致使一个从军33年、特级飞行员、任航空兵师长6年多的在企退役军官,退休时养老金比其曾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前司机还少三分之一,违背社会公平原则。
    (6)为贯彻《中办发电(2001)31号》而下发的《企转组(2006)1号》,不仅将1998年前退役军官排除在《中发 [1998]第7号》之外,而且将1998-2000年分配到企业工作的退役军官也排除在外,制造同样退役军官身份,同样法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3种待遇的“一军三制”, 使在企退役军官大校、中校等一律无效,师长、团长不如机关门卫、司机、清洁工

    三、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部分企业军转干部起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问题的答复口径

    该答复口径称,部分企业军转干部起诉人社部所反映的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范围。企业军转干部相关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具有很强的政策性,人民法院不能作合法审查,应由各地党委、政府在政策范围内加以解决,这种说法站不住脚,该答复口径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限制立案范围的“土政策”,应依法撤销。
    1、所谓“社会转型特定历史时期”不成立。这是因为:不仅《国防法》、《兵役法》、《军官法》和《军官军衔条例》,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依照有关法律授权发布的关于退役军官的法定权利、法定身份和法定待遇的一系列顶级法律政策规定,都发布在《中办发【2001】31号》和《企转组(2004)1号》、《企转组(2005)2号》《企转组(2006)1号》等之前,而且这些法律政策规定不是简单的、模糊的、没有约束力的,而是具体的、明确的、有约束力的。这就是说,有关部门在制定、发布《中办发【2001】31号》等文件前,并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可循”,更不是“当时没有法”。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口径以“特定历史时期”为借口,将在企退役军官起诉有关部门排除在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外,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
    2、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院长周强接受央视记者采访,在谈到纠正呼格吉勒图等冤假错案时表示:“不管这些案件是形成什么时间,有什么客观原因,错了,我们发现了就一定要纠正,这是我们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体现,是法治精神的体现,是保障人权、保护人民的题中应有之意。”显然,这与《答复口径》相左。这说明,以“特定历史条件”为借口,将有关案件排除在法院受理范围之外,是与“我们党的实事求是路线”、“法治精神”和“保障人权、保护人民的题中应有之意”背道而驰的。
    3、所谓在企退役军官维权上访问题“是政策问题,不是法律问题”站不住脚。有关部门违反《现役军官法》第五十一条关于“军官退出现役的安置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的规定,违反《宪法》第九十条关于“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和第五条关于“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的规定,违反《立法法》第84条和第87条规定,法不溯及既往、超越权限、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的规定,《中办发电 [2001] 31号》等,非法剥夺在企退役军官非法院判决不得剥夺的法定权利,不是政策问题,而是违法行政问题。
    4、按照《现役军官法》第五十一条关于“军官退出现役的安置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的规定,即使军官退出现役的安置管理具体办法需要改革,也只能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来改革,而不应由《中办发 [2001] 31号》等来改革。而“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军官退出现役的安置管理具体办法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中发 [2001] 3号》文件上。而根据《中发 [2001] 3号》第六十九条关于“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适用于此后批准转业的军队干部”的规定,《中发 [2001] 3号》对军官退出现役的安置管理具体办法改革的政策规定,只适用于此文发布施行后批准转业的军队干部,而不适用于此文发布施行之前批准转业的军队干部。
    5、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童之伟在2016年1月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司法之所以缺乏公正,最重要的原因,是法官、法院受内部和外部干预太多,难以站在公正立场依照法律规定凭良心裁判案件。依照宪法规定,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应该是通过审理来自下级法院的上诉、申诉案件或提审由下级法院管辖的一个个具体案件来进行的。但实际情况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发展出很多“法外控制手段”,且这些手段在政治上得到了容忍乃至鼓励。如上级法院向下级法院“发文”,作出这样那样的“法外规定或要求”,其中有些还自定为“机密”。显然,上述所谓《答复口径》就是作为“法外控制手段”的一个“法外规定或要求”。如果不是心虚,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是以法律文书形式展现在在企退役军官面前,而是以“法外”的《答复口径》形式犹抱琵琶半遮面呢?《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明令“禁止在法律规定之外设定受理条件,全面清理和废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立案‘土政策’”,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口径》就是“在法律规定之外设定受理条件”的“土政策”,应当依法清理或废止。

    四、关于邓小平同志主持制定《中发[1980]3号》为“复改转”退役军官拨乱反正

    邓小平同志主持制定《中发[1980]3号》,为“文革”期间被错误复员处理的41万军转干部恢复法定身份待遇,为党和国家“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有错必改、取信于民”,树立了典范。这说明,军转干部的合法权益是不能无端剥夺的。如果他们的合法权益被无端剥夺,就要依法纠正、拨乱反正,这不仅是保障军转干部合法权益的需要,更是维护党和国家的信誉、有关法律和政策的权威,推进依法治国,落实习主席强国强军崇军战略的需要。令人遗憾的是,当年被邓小平同志恢复合法权益的41万军转干部,后来又被中办发电(2001)31号等再次无端剥夺了合法权益。令人欣慰的是,习主席提出的保证军人合法权益、使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等强国强军崇军战略,为包括上述41万“复改转”在内的在企军转干部带来了希望。

    五、关于保障法草案修改的三种选择及后果

    从上述不难看出:(1)在企军转干部依法维权有充分的法律政策依据,这就是涉军三法一条例和国务院、中央军委依照法律授权发布的有关军转干部的政策规定,这些法律和政策规定至今没有废除仍然有效。基于这些法律和政策规定,在企军转干部和国家之间存在法律上互为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被称之为生死契约或生死血盟,无论以什么理由都不能单方面撤销。(2)使在企军转干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不是别的什么原因,而是有关部门发布的与有关法律和政策(上位法)相抵触的中办发电(2001)31号等,这是与习主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强国强军战略相背离的,也是在企军转干部问题与其他退役军人问题的最大不同。(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部分企业军转干部起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问题的答复口径,是《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明令禁止的“在法律规定之外设定受理条件,全面清理和废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立案‘土政策’”。这一方面说明,在企军转干部依法维权的规模之大和影响之深,另一方面也说明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已经“攻陷”了我国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4)军转干部的合法权益不容无端剥夺,邓小平同志为党和国家“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有错必改、取信于民”,树立了榜样和典范。
    1、坚持不回应在企军转干部核心关切,将历史冤案进行到底
据网上消息,这个草案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军委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因此预料一般不会作重大修改。从原人社部到现退役军人事务机构所作所为,从退役军人事务部河北会议到保障法草案可以看出,有关部门一直把在企军转干部视为不稳定因素而不是尊崇对象,其工作重心一直是打压在企军转干部维权而不是保障其合法权益,为此在草案中不惜为退役军人祭起达摩利克斯之剑。虽该剑有一定威慑作用,但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受到损害的不仅是在企军转干部的合法权益,而且是党和政府的诚信信誉、法律和政策的权威,更是习主席全面推进的依法治国和强国强军战略。古人立木求信,而现在这样做却是立木失信。
    《资治通鉴》告诫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它的意思是说,“信誉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法宝。国家靠人民来保卫,人民靠信誉来保护;不讲信誉无法使人民服从,没有人民便无法维持国家。所以古代成就王道者不欺骗天下,建立霸业者不欺骗四方邻国,善于治国者不欺骗人民,善于治家者不欺骗亲人,只有蠢人才反其道而行之……”
    2、表面回应在企军转干部关切,实质默认中办发电(2001)31号等违法行政
表面回应在企军转干部关切,如明确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同时又默认中办发电(2001)31号等对涉军三法一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依法发布的有关军转干部政策的背离,实际上就是选择站在中办发电(2001)31号等一边,维护其剥夺在企军转干部的合法权益的既有格局。有关部门以中办发电(2001)31号等为借口,拒绝落实有关政策的证据如下:
    (1)2017年6月,上海在企军转干部集访群体应上海市信访办要求,依据涉军三法一条例和国务院、中央军委依法发布的有关军转干部政策规定,向其递交了请求履行法律义务、保障在企军转干部合法权益的诉求,但等了3个月仍没有得到回复。于是,在当年9月初集访中提出催复请求。2017年11月13日,市人社局复函(2017000081001)在引述了中办发电(2001)31号等一段话,以作为其不支持在企军转干部诉求的依据,并宣称“对此,中央已有明确规定”。此后,上海在企军转干部向上海市信访复查复核委员会提出复查请求。2018年1月19日,沪信访复查复核(2018)00077号,以该信访事项属于参政建议,不属于信访复查的受理范围为借口,发出了信访复查不予受理通知书。
    (2)2017年6月16日,广东人社厅给在企退役军官信访答复函《粤人社群字(2017)31号》称:对于你们要落实中发(1998)7号的诉求,《中发[2001]3号》明确,“以往有关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规定,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同时,该文件……第三十六条规定:“计划分配到企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其工资和津贴、补贴、奖金以及其他生活福利待遇,按照国家和所在企业的有关规定执行”,这种答复没有依据。《中发[2001]3号》第六十九条的完整表述是:“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适用于此后批准转业的军队干部。以往有关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规定,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有关部门蓄意隐瞒该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适用于此后批准转业的军队干部”,而不适应该文件发布前退役的在企军转干部的事实,这是浑水摸鱼、别有用心。这说明,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中办发电(2001)31号违法行政的事实,不得不用《中发[2001]3号》第三十六条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3)2018年4月4日,武汉市人社局收到在企军转干部魏根桃致李克强总理,请求依法撤销中办发电(2001)31号的信(编号:2017061916471)。此后,武汉市人社局在给魏根桃的信中,不是依据有关法律和政策给以负责任的回复,而是一字不差的照搬一段话——“当前,企业已经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了改制,不再套用党政机关的行政级别,企业经营管理者不再实行党政机关干部的管理办法;不再比照党政机关干部的行政级别确定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在企业工作的军队转业干部要求比照行政机关享受相应待遇,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要求。在企业工作的军队转业干部的工资、医疗、退休及其他生活待遇,应和企业其他职工一样,执行国家和所在企业的有关规定。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把握政策,不能乱开口子,避免引发新的矛盾”来回复。这种以照抄中办发电(2001)31号一段话,来回复请求依法撤销中办发电(2001)31号的诉求,既显示了“权力”的傲慢,又表现了“权力”的无奈。
    (4)2019年8月1日,江苏常州正团职在企军转干部荆本汉致信退役军人事务部孙绍骋部长,请求依法对中办发电(2001)31号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保障在企军转干部合法权益。使人想不到的是,这个高层次、只有退役军人事务部以上部门才能应对的问题,却被层层向下转,一直转到江苏常州市天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更使人匪夷所思的是,天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回复(常天退役信复[2019]8号)中竟声称,中办发电(2001)31号等“不存在错误政策的说法,更无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5)2020年7月9日,湖北孝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一份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编号:孝退役军人信文[2020]12号),对一位在企军转干部请求依据有关法律政策保障其合法权益的诉求答复称,2004年8月21日中央维稳办、国家信访局、总政治部已作出答复。该答复的主要内容来自中办发电(2001)31号等。
以上案例说明,中办发电(2001)31号等,无论过去、现在都是落实涉军三法一条例和国务院、中央军委依法发布的有关军转干部政策规定、保障在企军转干部合法权益难以逾越的障碍。
    3、依法撤销中办发电(2001)31号等违法文件,切实保障在企军转干部合法权益
退役军人事务部成立伊始,就大张旗鼓地宣称将对以往涉军红头文件进行清理,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时至今日其清理的结果如何无人知晓。而从该机构所作所为和其起草的保障法草案看,他们不但没有依法清理与涉军三法一条例和国务院、中央军委依照法律授权发布的有关军转干部政策相背离的中办发电(2001)31号等违法行政的红头文件,反而将其视为尚方宝剑,无视在企军转干部合法权益被剥夺的残酷现实,在保障法草案中将在企军转干部打入另册,这是不能接受的。该草案在征求社会意见建议时遭到广泛批评,与其红头文件清理走过场不无关系。
    因此,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修改退役军人保障法前,应严格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权利义务,依法对以往涉军红头文件进行清理,依法撤销与涉军三法一条例和国务院、中央军委依照法律授权发布的有关军转干部政策相背离的中办发电(2001)31号等违法行政文件,为退役军人权益保障法这个新时代强国强军的世纪工程做好勘察、清理、打牢地基的基础性工作。
    (1)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大会常委会有权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
    (2)《立法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
    (3)《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中共中央1990年7月31日印发) 第六条规定:制定党内法规应遵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不得与国家法律相抵触。
    (4)2018年3月15日,人民日报“看懂退役军人事务部,习主席这四句话必须知道”文章强调指出:“从《国防法》到《退役士兵安置条例》,能否以严格标准落实好这些规定,能否以法治途径解决好退役军人的现实难题,是“把好事办好办实”的检验标准,也是退役军人事务部的重要职责。”现在看来,“能否以法治途径解决好退役军人的现实难题”,就要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这个“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是否有担当、是否有作为了。对此,人们拭目以待。
    (5)列宁说:“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利用法律确认人们的某种权利,并赋予它以法律上的保护,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有利于本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剥削阶级的法往往公开剥夺被剥削者的权利,或者使法律上确认的权利对劳动者徒具形式。
    马克思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就是对剥削阶级的无耻行为的愤怒痛斥和鞭挞。虽然涉军三法一条例和国务院、中央军委依照法律授权发布的有关军转干部政策,对在企军转干部合法权益有明确、具体、不容置疑的规定,但是违法行政的中办发电(2001)31号却使这些法律上确认的权利对在企军转干部“徒具形式”,这是与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国强军崇军战略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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