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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印度为何成了疫情“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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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13 09:56: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据印度卫生部9月7日公告,在过去24小时,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0,802例,再创单日历史新高。至此,印度“新冠”确诊病例总数已达4,204,613例,累计死亡71,642例;已超越巴西,成为全球“新冠”疫情仅次美国的“亚军”。

  今年1月31日,当“世卫”组织向世界发出警示:“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时,中印两国的疫情——“新冠”确诊病例分别为:中国7,828例;印度1例。

  然而,时隔半年以后,情况大变。

  中国疫情已总体上成功遏制。现今每日确诊病例除外来输入外,基本上“清零”;累计确诊病例85,144例;累计死亡病例4,634例。印度疫情则“后来居上”,已举世第二。

  中国何以能够取得抗疫成功? 对此,“世卫”组织紧急项目技术负责人玛丽亚·范凯尔克霍弗,有过一客观评价。她回忆今年2月在中国考察的经历后表示:

  “当时中国已经大力投资公共卫生,建立了监测、应对传染病的制度和力量,启动了病例追踪、快速检测、集中隔离和救治病人的机制,中国整个抗疫系统都已经启动”。她祝贺中国“抗疫取得的成功”。(9月7日《世卫组织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上的发言》)

  抗疫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领导,第一要务,就是阻断传播。中国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第一时间实现了“武汉封城”,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传播。

  抗疫的关键是“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中国实现抗疫费用国家“统包”,落实“三早”,做到了“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为有效控制疫情提供了保证。经过3个月的努力,中国的疫情得到初步控制,抗疫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反观印度,虽然早在1月底“世卫”组织警示时,境内已发现“新冠”病例,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3月13日起,仅限制一般国外旅客入境。

  直至3月19日,印度“新冠”确诊病例过百,达173例,死亡4例,总理莫迪才匆忙就“新冠”疫情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国民进行居家“自我隔离”;并宣布暂停所有国际客运航班,但此举未能遏制疫情的蔓延。仅过4天,印度确诊病例已由不到200例翻倍至519例。

  3月24日,莫迪总理再次发表全国讲话,宣布“封国”。规定从25日0时起,印度将实行21天的彻底封锁。民众没有紧急事务不许外出,学校、工厂、办公场所、购物餐饮娱乐场所等全部关停,公交、地铁、航班、大巴、出租车等各类公共交通也暂停运行,仅保留部分运力供医务等执行紧急事物的人员使用。4月14日,鉴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莫迪再次宣布,决定继续实施18天的全国封城。当天印度确诊病例突破了1万例,单日增加1000例。

  印度的“封国”措施堪称严厉,采取措施的时间也不算晚(“武汉封城”时确诊病例为7,828例;印度“封国”时的确诊病例为519例)。然而,因受私有社会制度的局限,特别是印度民众缺乏高度的组织性,不仅效益不彰,还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

  缺乏组织性的印度社会,突然封城,立即掀起一波规模浩大的“抢购潮”。大批印度民众涌向商店、药店,囤积抢购食品、蔬菜等生活必需品,首都新德里、孟买等城市的商店均大排长龙,货架商品被抢购一空。人群拥挤在一起闹抢购,增大了疫情传播的风险。

  社会经济活动突然停摆,随即形成数百万人的“失业大军”——其中大多数为外出务工人员。他们在城市里已无法立足,纷纷成群结队步行返乡。密集的人群均未经“新冠”检测,又使“新冠”病毒进而在全国范围扩散。

  疫情更促使印度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中下阶层的小商小贩、流动工人等,迅即陷入面临没有收入、食物短缺的命运。现今他们担心的是,“饥饿会赶在疫情袭击前把他们杀死”,这又引发他们对“封城”措施的不满,不可能做到上下一心。

  在实施86天严格的“封国”令以后,为缓解上述矛盾,6月8日起,印度政府开始“解封”,复业、复工。但“解封”又导致疫情反弹,此后,印度单日新增过万,且不断创出新高,直至闹成如今模样。

  其实,除了“封城”等激进的抗疫措施外,印度中央政府还拨款1500亿卢比(约合21亿美元)用于购买医疗设备和防护装备,并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培训,呼吁私营企业积极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但所有这些,都解决不了印度贫困人口中的生存危机,更无法解决他们的防疫所需——甚至连口罩问题也解决不了。

  据有关资料显示,“新冠”病毒随吐沫飞出,一般存活时间:在干燥环境中,仅两分钟;在潮湿、低温的条件下,为两天;在衣服上,根据光滑程度,分别为几分钟到几个小时;在痰和粪便中,为5天;在尿液中为10天;在血液中为15天。可见,“新冠”病毒的最长存活期也不过15天。

  根据“新冠”病毒存活时间,从理论上讲,任何一名“新冠”患者,如果能隔离上3周时间,就足以能阻止疫情的传播。那么,为何印度政府采取长达两个多月的“封国”隔离措施,竟然仍然遏制不了“新冠”病毒的传播,直至最终失控? 关键在于:印度社会的抗疫实践,满足不了科学理论的要求。

  凭心而论,莫迪政府抗疫,主观上不可谓不力,其“封国”措施亦不可谓不严——比之“武汉封城”,实有过之而无而及。然而,同样的“封锁隔离”措施,对照中国的抗疫成果,为何效果迥异? 直至形成“天壤之别”?

  这不能不引起笔者的深沉思考。

  本次中国抗疫所以能够成功,除了有中央的正确领导外,更主要的是,全靠毛主席在中国留下的余荫;而这些“宝贝”在印度是不可能拥有的。

  第一,举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

  毛主席老人家走了,但他留下了亲手缔造的这一国家体制还在。历史已经证明,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只要党中央的决策正确,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即可步调一致地行动起来。“公”字当头,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可无往而不胜。果能如此,还有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 本次抗疫斗争的成功,所发挥的恰恰正是一种国家体制的作用。放眼世界,不仅是中国,凡实行社会主义体制的朝鲜(至今仍是“无疫情”)、古巴和越南,也均能在抗疫斗争中取得亮丽的成绩;反之,凡实行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程度不一的全军覆没。

  第二,公有制的无可替代作用。

  毛主席老人家走了,但他留下了公有制的医疗体系尚未全部崩溃。在本次抗疫斗争中,正是这些公立医院和这些姓“公”的医务工作者,发挥了“救死扶伤,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不顾自身安危、治病救人。正是这一“公”姓的医疗体系,为整个抗疫斗争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第三,中医药发挥了独特作用。

  毛主席老人家走了,但他保护、提倡的中医药业尚存。屠呦呦的青蒿素再一次证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数百次疫情,然而,为什么至今仍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这中间无疑就有中医药的一份功劳。在本次抗疫斗争中,据“3.23”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公布的信息,由张伯礼院士等开发的中医“三药三方”,在治疗“新冠”肺炎病患中,均发挥了临床疗效,“中医药总有效率高达90%以上!”显然,正是中医药这一独门“绝技”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在庆贺我国基本成功遏制住“新冠”疫情,取得抗疫斗争重大胜利的今天,人们切切不可忘却人民领袖毛主席的恩泽,否则我们将愧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愧对历史。

  让我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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