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1日傍晚，我们一家六口人急急忙忙赶到了荆门县委院里，办公、宿舍都在院内。我们一到，先把东西搬到房内，随后办公室主任杨运宝领我们到食堂吃饭，真的有点饿了，全家和送我的司机都饱餐了一顿。吃饭时杨运宝就告知，晚上七点半县委书记处开办公会。我虽然匆匆忙忙，但仍然迟到了。日前，从省里来的梅白、吕乃强、王登崑、夏帮新、潘康年，还有从黄岗地区来的唐玉金、胡汉民、梅勇生等同志已先后到荆门投入工作了。吃完饭一看表，晚上开会时间到了。 我急忙赶到书记会议室，一进门就说：“我迟到了。”大家都说：“欢迎！欢迎！”梅白同志说：“明天的会你还是赶上了。” 我坐下环视了一周，啊！这么多书记呀！县委第一书记梅白一一作了介绍。梅白、田怀德、唐玉金、鲍溥汉、吕乃强、王登崑、王兰樵、尹朝贵、李顺秀、高兴华，还有我，在场的共有11人，加上后来12月从国家煤炭部调来的闫大新，书记处书记达到12人。一个县设有这么多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是少有的，我从来没有遇过，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先后工作过的老河口市、枣阳县、光化县等县(市)委常委也没有这么多呀！这个阵容够庞大的了，真可谓大战荆门灾荒了。 书记办公会主要是讨论第二天全县管理区以上干部会议的内容、以及梅白的报告，一直开到晚上11点才结束。 第二天（9月2日），在全县管理区以上干部（三级干部）大会上，梅白作了报告，与会人员分组讨论了两个问题：安排好群众生活，安全度荒年；抗旱秋播，确保第二年夏粮大增产。县委对近期工作目标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看清形势，树立信心；二是灾中求变，先变思想；三是敢说敢干，干字当先；四是大抓蔬菜，共度两关。两关一指“粮食关”，缺粮怎么办？降低口粮指标，大抓蔬菜，搞好瓜菜代，保证不饿死人，不外出逃荒，不出现大批病人（指营养性疾病），这是当务之急；二是“秋播关”，确保秋播面积达到130万亩，因为粮食短缺，劳动力元气大伤，提出劳逸结合，活路巧安排。总之一句话，全党抓生活，促进大生产。 大会期间，召开了书记办公会，书记处进行了工作分工。根据梅白同志提议，田怀德协助梅白分管全面工作；唐玉金分管农业生产，联系拾廻桥、后港公社工作；我分管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联系沈集、曾集、烟垢公社工作；县长鲍溥汉分管政府工作……，大家都表示同意。 9月4日下午，三级干部大会结束后，我就立即同沈集公社（现沙洋县沈集镇，下同）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起来到了沈集，这个公社当年（1960年）春天发生了较大影响的饿死人事件。 我来荆门之前，只听说这里灾荒大，到底有多大，到了之后才知道它的严重性。 县委1960年5月12日向地委报告：在1959年10月—1960年2月间沈集公社总人口38000人中，死亡1182人，病人9086人。死亡人中饿死66人，投河上吊自杀及被整死的30多人。仅新民大队（现沙洋县沈集镇乐山村）就死亡98人，占该大队总人口的7.5%，新民大队6小队死亡22人，占该小队总人口的22%。沈集全公社有46个大队，13个余粮大队卖余粮70万斤，8个足粮大队，25个缺粮大队，缺粮110万斤。1959年粮食实际产量2600万斤，向县委报4100万斤。1月12日拨粮70万斤，但未用到缺粮队，公社研究分配粮食时，而是用到了工矿企业、开荒专班、公社集体单位。 1月16日，县委突然接到反映，43个小队没米下锅了，这才暴露饿死人事件。 2013年11月，我再次整理这篇回忆录时，为了慎重起见，专门派人与当时的见证人刘声玉、方明、许茂斌等同志座谈，了解当时的情况，反映真实的历史。 时任盐池公社书记（现属东宝区石桥驿镇）的方明同志回忆：县里开公社书记碰头会，主要议题就是督促征购粮食，在极左路线、高压政策下，都不敢说实情，务实一点的采取拖和瞒的对策。沈集公社书记周秀卿工作积极，只想把工作做在前面。难道县委一点就没发现问题吗？实际上县委也意识到了征购任务过大。在一次会议上后，县长鲍溥汉专门留下公社书记们来开个小会，他叫公社书记们回去做好工作（指动员卖粮），并问到底能不能完成任务（指卖粮任务）？有什么困难没有？实际上给公社书记们台阶下，其他公社书记都说回去尽量做好工作，只有周秀卿说没什么问题，没勇气承认完不成，这也是导致严重后果的原因之一。 方明同志又回忆道：“我于1960年5月30日离开盐池公社，6月初到后港公社（现沙洋县后港镇）任书记，20多天还不到一个月我就得了浮肿病、伤寒，不能坚持工作，被送到荆州地区医院住院治疗，到9月才出院。我虽然是公社书记，但也得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吃树叶、树皮、野山果子、芝麻饼（指芝麻榨过油后形似饼子的残渣废料），人瘦得已经走了形。看了赵书记的回忆录（指征求意见稿）中唐玉金等同志得了浮肿病的情况，的确如此。” 沈集饿死人事件，上级领导在震惊之余，迅速做出反应，除立即拨粮救灾抢救病人外，还严加追责。周秀卿同志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于5月10日开会期间投河自杀不幸离世。管理区（乡）党委书记中有的被逮捕，有的被判处有期徒刑。 上级部门还判断，荆门干部作风出了大问题，派来了一大批干部，仅1960年12月煤炭部就来了六七十人。从1960年4月至10月，时任县委第一书记和书记处四个书记先后被免职或调整工作。全县12个公社书记中，有10人被撤换或降级，市直部办委局主要负责人也几乎换光。公社、管理区干部见此局面，思想紧张，惶惶不安，人人自危。沈集事件，可谓影响之大，教训深刻，发人深思。同时我想，上级调这么多县委书记处书记、公社书记及其他干部来荆门解决灾荒问题，真是有难言之隐，可谓用心良苦呀! 那几天，我一边在沈集召开公社、管理区干部座谈会，一边找同志们个别交谈，随后到前锋（现沙洋县沈集镇前锋村）、新民、民主（现沙洋县曾集镇民主村）三个大队，同大队、小队干部、党员、三种人（贫农、下中农、中农）进行集体座谈或个别交谈。每天利用在农村食堂进餐和田间劳动的间隙，访问请教农民。所到之处，他们都讲得非常实在、公道、理智，使我从中受到启示，受益匪浅。 在荆门开三级干部会议时，田怀德、杨运宝等同志向我介绍了荆门的一些情况，我自己还粗阅了荆门近期的文件和《县志》里有关疆域、沿革、水旱灾等部分内容。在此基础上，我反复思考全省全国都有灾，荆门的灾情为什么这么严重？“五风”处处有，荆门为什么出了“沈集饿死人事件”？我分析有以下三个原因。 原因一，到1960年秋，这里已连续干旱两年了，是全省的重灾县之一。荆门地处荆山山脉，荆州—-襄阳古驿道要冲，是荆州北方之门户，故称荆门。全县多属丘陵岗地，北部和西部有山区和浅山区，东部沿汉江，有少数平原湖区，南部岗地临长湖。全县人口54万，耕地160万亩，荒地240万亩，有山有水，物产丰富。正常年景，是湖北有名的产粮区和卖余粮大县。但这里十分怕旱，因为传统种植大多是春播夏插一季中稻，少数油（菜）稻连作、肥（兰花草）稻连作，没有旱粮，如高粱、玉米、豆类、红薯等，更没有越冬作物小麦、豆类，只有一季秋收的中稻。而全县400万亩土地无一大型水利设施，江、河、湖水也无法被抽到岗（地）到田。水源全靠大大小小的塘、堰蓄水供给，正常降雨则丰收，小旱可应付，旱一年就无法抗拒。可是从1959年一直少雨，严重干旱已经两年了。塘干堰枯，小河断流，很多地方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当然更无水灌溉了。丘陵岗地，草黄禾枯，田野荒芜。绝大多数社、队严重减产甚至绝收。只有位于北部山区旱粮地和沿汉江少数平原湖田的农民产粮够吃或够吃有余。 原因二，“五风”严重。“一平二调”、“共产风”把人心刮散了。特别是浮夸风，生产计划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加上1958年调集劳力大办钢铁，农村劳力紧张，秋收时没有做到细收细打，有些粮食没有收回来。1958年较普遍地征购了过头粮，1959年仍有部分社、队被征购了过头粮。 原因三，地区两种“大办”都在荆门境内开展，致使这里的人民雪上加霜。在大灾之年，应该休生养息，爱惜民力，然而却要大干快上，更加重了灾情的发展。荆州地区大部是平原，而荆门境内有山，有木炭、有铁矿石，所以荆州地区大办“钢铁”主要集中在荆门。漳河水利工程是国家的重点工程，大办“漳河”也主要集中在荆门境内（漳河水利工程应该办，但在大灾之年应稍缓）。这两种“大办”，荆门不仅要出劳力，而且无形中也加重了荆门的粮食负担。 以上原因造成全县绝大多数群众缺粮少油、饥荒严重，到处出现浮肿病，处于无力自救的艰辛度日之中。 总之，荆门沈集饿死人事件是严重干旱、严重“五风”以及各种“大办”造成的，既有天灾，又有人祸，孰轻孰重，这要因地因事而论。但因“五风”而引起的人祸主要来源于指导思想、具体政策上的错误。沈集事件的发生，一股脑儿说成是县和县以下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错误造成的，这不是实事求是，显然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我长期在县级领导岗位工作，经历了这些运动和三年困难时期，对此深有体会。 至此我更加感同身受地理解了来荆门县时，襄阳地委第一书记焦德秀、书记处书记董华生同我们从襄阳地区调往荆门的五位同志的谈话：“荆门是全省旱灾严重的县之一，还发生了沈集饿死人事件，省委决定调一部分干部到荆门工作，我们襄阳地区调你们五位同志去，你们去了以后，要在地、县领导下好好工作。要深入群众，多听群众意见，多想办法，广开门路，带领群众抗灾，同群众一起共度灾荒。你们几位都是在农村、在基层工作多年的同志，有这方面的经验，相信你们能干好，我们等你们的好消息。” 沈集事件发生后，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抗灾救荒，但人民群众仍处在饥荒之中。我来的时候，虽然已是秋收季节，但灾情仍未解除。如何生产自救，如何安全度荒，是摆在全县干部群众面前不可逾越的严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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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7 15: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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